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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摹状理论主要是通过对各种句子进行正确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上的难题。

在许多场合，设立多方面的官署来执行同一个职责，监督职责更是不例外，所以权力关系的叠床架屋成为必要[7]。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议会自从1848年试图弹劾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顿之后，一百五十多年来再也没有启动过弹劾程序。

各种监督程序中都应当体现正当程序的对立面设置、公开、交涉等特质。[24] 权力的滥用更造成监督者本身的失职乃至腐败，而这又会加重吏治整体的腐败。前者通过分权制约来实现，后者则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来实现。唐宋是监督制度的完善时期。（一）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是实现对权力控制的基本条件，也是基本方式。

以美国总统的弹劾程序为例： 美国宪法第1条第3项第6款规定：参议院有审讯一切弹劾案的全权……合众国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应为主席。关键词：监督传统监督模式法治   在西方制度体系中不存在称为监督这样的公法意义上的制度。法律职业知识话语权的垄断在法律共同体与一般大众及政治家、行政 官之间设立了专业的屏障。

综合来看 ，法治共有七个层面的含义，即： 第一，作为一种理性的治国方略，即依法治国。)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西方的经验：法律程序(制度因素)与法律职业(人的因素) 这两个方面对西方走上法治道路起到决定性作用。) 程序是制度的基石，职业是人的因素，制度与人这两种因素只有在这两者之间得到平 衡与协调。他还分析说，与其他非欧洲的法相比，中国法也是离法的支配的理念最为遥远的一极，然后是印度法、伊斯兰法、犹太法这样的顺序。

(二)法治与依法治国 阐述法治最低限度的共性，其目的是为了将法治区别于依法治国。从社会生活来看，它联系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联系着国家与公民。

因此从司法权开始改革， 不会导致社会、经济、政治、人民生活的大幅度的波动，影响到稳定的问题。法律人之治不是对原有法治含义的变更，而 是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其原意的丰富。(注：[美 ]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5页。(注：季卫东：《现代法治国的条件(代译序)》， 载《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版。

第四，正当程序观念的确立与程序 制度的落实。现在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概念来定义法治，只能 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进行解释。韦伯则不仅看到了法律 职业的保守性，更认为该集团是西方社会合理性发展的一种积极推动和保障力量，无 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发 动的。) 我们原来都只了解中西法律处于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对极关系，现在看来，中国 与外国还存在历史(时间)意义上的逆差关系，颇有你往我来、你东我西的逆向穿梭 态势。

法律人处在官方与民众的中间，又处在法治活动 的内部，有独立立场与自治的空间，他们能够更好地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我们从历史上无数次的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知道，制度的力量与人的作 用似乎总是难以和谐统一，我们都错误地认为，要么重视制度，要么重视人，两者不可 同日而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就是法律人之治。(注：[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 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0页。

第六，中国需要使法官从实质 性思维向形式化思维转变，而日本则强调法官倾向于实质性思维的必要性。第八，法律必须是高效和及时的。  四、中国法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现实的体制虽然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体制改变不了或改革难度那么大呢? 其实问题出在传统上，它决定了我们的观念与体制。)而法律人，正是拥有这种形式理性的主体， 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法律工作者是正义形式的而不是内容的奴役。我们相信通过他们的经济活动，会跨越式地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其实我们应当注意到中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性的时间逆差关系。

很可能，希特勒获得了无限的权力是出之以严格的合乎宪法的方法，因而从 法律的意义来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荀子说得更为具体：有乱君， 无乱国。

这些方面是法治必要的共性，也是法治的最低限度的特征。政治家在现实社会矛盾中常常普遍 觉得法律家(法官)的决定往往是形式化的，即法律教条主义、法律本本主义使法律家的 决定只注重法律规则不注重社会目的，只注重手段不注重目标，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

20多年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 会多方位的巨大发展，今天，我们可以说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另一种认为法治秩序是不能建构的，只能通过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逐渐成长，即民间自下 而上的演进，这也被称为法治改革的第二种力量。

所以推进法治就是转变政治家的治国方 略，推进法治就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但欠缺的是，我们还没有从理论的层面上作深刻 的理解。以民营 经济造就的民营企业家为例，他们对法治虽然并非具有与生俱来的需求，但是他们在发 展与改革过程中迫切需要法律制度的健全，进而也迫切需要法治的真正实行。这种基本结构、原则和理念包括：第一，宪政的实行。我们还需要加强对程 序意义的认识，把程序的作用扩大到其他领域，包括立法、行政、政治决策、其他社会 矛盾的解决等方面中去。

况 且建构也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么机械化，其实不按照中国的国情、问题、文化 传统，照搬西方制度是愚蠢的做法。所以在中国古代，干脆由政治家和行政官来行使审判权，作为开封市市长的包拯 大人就直接兼任市级法院院长。

)这就是中西对极现象的最典 型的诠释。把行政权与司法权统一于一个机构或一个人，这就 解决了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矛盾。

而法律职业伦理使法律人超 然出世，不受舆论和大众情绪的影响，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安全阀。这样一来，建立司法独立 的体制、保障法官职业化、实现司法公正都只是(法院方面的)一厢情愿，无法落到实处。

所以中国虽然强调人的因素，但没有使中国走上法治道路。泰格和维利在《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论证的是另一个相反 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方法治是在商品经济中受商人的作用而生成并发展的。滋贺秀三教授将中国明清时期的法渊概括为情、理、法三方面，其中代表着 中国式良知的情理是一种最普遍的审判基准，而正是人情被视为一切基准之 首。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商人以及中介人员在成为法治消费者的同时，又在他们的经济活 动中，把各自经济活动的动力转化成了推动法治的动力。

西方的变革趋势，可能并不遵循近代的法治理论，我们不能按照当代(或称后现代)的 西方路径进行法治建构。以司法改革为例，司法独立的体制为什么难以建立?是因 为司法独立的体制与中国司法追求实质合理性目标的传统相联系。

) 法律职业语言可以最大化地将所有社会问题进行量化实证分析，从而避免了概念模糊分 析的大众化思维。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 的后现代化是出现在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独立原则已经烂熟之后，如果不顾社会发 展的阶段性而过早地生搬硬套，只会落下东施效颦的话柄。

(注：[英]哈耶克：《自由宪章》 ，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我们的制度建构在实践中不乏实例，比如我们的诉 讼制度、律师制度不就是移植西方相关制度、进行中国式的理性建构而出来的吗?尽管 这些制度实施效果在某些方面不尽如意，但是毕竟已经普遍实行了。